疫情下，民营企业家离破产有多远？

作者:佚名时间:2020-06-11 18:03:00 浏览:4404

有人说，2019年是中国企业洗牌之年。 “摩托车大亨”尹明善创办的力帆集团徘徊于破产边缘；称“下周回国”但一直未回国的贾跃亭已申请个人破产重组；“国民老公”王思聪因“熊猫直播”债务成为1.5亿元标的被执行人。 福无双至、祸不单行 人们常说：“福无双至、祸不单行”。 2020年年初，新冠疫情肆虐了全世界，物流、人流、经济陆续停摆。国际方面，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·哈撒韦公司，一季度损失497.46亿美元；美股史无前例地被数次熔断；世界原油价格如脱缰野马，一落千丈，跌为负值；罗马教皇方济也打破数百年来的传统，通过远程直播方式进行祷告。 国内方面，肆虐的疫情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，交通封锁致使国内企业举步维艰、出口受阻导致外贸企业“血液”循环不畅，沿海一带企业因无订单，复工工人惨遭降薪或失业，民营企业家们更是欲哭无泪、一筹莫展，人们在工资收入减少的同时，必然导致房贷、车贷等消费性贷款违约率及银行坏账率上升，经济大环境苦不堪言。 正如美团创始人王兴所说：“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，但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。”在如此糟糕的经济环境下，破产清算或成为不少企业的最终归宿。 然而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，虽企业经过破产程序可让部分债权“打折”，由此逃过一劫，但企业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或实际控制人等民营企业家，在经营过程中，为使企业顺利融资，往往赌上自己及家人的“全部家当及身家性命”，背负巨额担保债务，从而使“有限责任”制度实质上被架空，被迫背上“无限责任”的债务包袱，很难东山再起。 若此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民营企业家不仅要承担企业破产的商业风险，更要终生背负为破产企业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债务。 而此问题的解决，关系到中国营商环境优化，“企业家精神”保护与弘扬等诸多层面。 所以，化解现实窘境迫在眉睫，那如何让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民营企业家们凤凰涅、化蝶重生呢？ 我认为，“个人破产制度”为民营企业家们打开了“一扇窗”。 读到这里，定会有人疑惑，“个人破产”有什么好，这难道不是失败的象征吗，怎还能使失败者焕发新生呢？有这种疑惑，并不奇怪。 个人破产制度的出现 受中国传统债务文化影响，“个人破产”往往是失败者的代名词，人们是谈之色变，避之不及。但随着时代发展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，个人破产制度的出现，正是为了满足市场健康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，其并非是给失败者贴标签，而是能让失败者重整旗鼓。 简单来讲，个人破产就是当某人深陷债务危机且资不抵债时，通过向人民申请个人破产。在界定自由财产范围的前提下，保留其必要生活费，剩余全部个人资产用以清偿债务的法律制度，而对于不能清偿的债务，则依法予以部分免除。 常言道：“无债一身轻”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个人破产制度了“胜者为王、败者为寇”的传统认知，打通了“失败通往成功”的任督二脉，演绎了一部愈挫愈勇、绝地重生，从“富翁”到“负翁”再到“富翁”的人生反转大戏。 纵观个人破产制度，其最初起源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古罗马，后经意大利、英国等丰富完善，到1978年，该制度被采用，并在全世界得以传播与弘扬。该制度在各国的发展与变革，最初是为解决房贷、车贷等消费贷膨胀、逾期，银行坏账率陡增等情形而生。 现总统特朗普曾5次陷入个人债务危机，若不是申请个人破产保护，他也登不上如今的总统宝座。 鉴于目前中国居民杠杆率也呈快速上升趋势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违约率也大幅增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南京，广发银行、光大银行、中信银行首次违约信用卡用户达近7位数，接近百万，而且是连续两个自然月违约用户接近7位数；中国居民杠杆率也从2015年末的39%一路攀升至2019年年末的56%，浙江、上海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杠杆率甚至达到70%至80%以上。 而参照个人破产制度出现与发展的历史规律，其在中国大地上已具备适用价值。 受疫情持续影响，如果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潮、员工失业潮，各种车贷、房贷会逼迫居民借新债还旧债，最后形成新旧债双向违约的糟糕情形，这会给本来坏账率就很高的银行系统带来新的压力。 因此，个人破产的出现正是为了控制信贷规模、降低银行金融风险及应对可能炸裂的房地产市场泡沫，可谓是一场及时雨。 当然，个人破产制度的初始功能是防范金融系统风险、化解房地产泡沫及消费贷债务危机，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应看到其延伸功能，即降低民营企业家所遭受的商业风险，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、财产安全。 该制度的正当性在于为拥有企业家精神，“诚实但不幸”的民营企业家营造“宽容失败、鼓励负责任的商业冒险行为”之营商环境。一方面，其可限制民营企业家失败的商业风险；另一方面，也可保护企业家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促进市场机制中的核心特征——企业家精神的培育，助推国民经济大步向前。 2018年10月24日，最高人民院长周强在向十三届会第六次会议报告工作时强调，为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，须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。由此，“个人破产制度”这个新名词逐渐进入国内公众视线，并在立法及司法领域展开了双向探索。 2019年9月27日，温州市平阳县人民办理完毕全国首例“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”。债务人蔡某系温州某破产企业的股东，为该破产企业214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后经指定人，开展个人债务清理工作，最终债权人同意清理方案，即以1.5%的偿债比例在18个月内一次性受偿，自愿放弃对其剩余债务的追偿权，并同意债务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，恢复其个人信用，期间为蔡某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。 此案可谓是“大胆探索与进步”，平衡了各方利益，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，并使“个人破产制度”从幕后走向台前，从学术探讨蜕变为司法实践，使民营企业家涅重生与债权人受偿相得益彰。 2020年4月29日，备受各界关注的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（草案）》也已提请深圳市会会议审议，这意味着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探索在深圳正式“破冰”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定会在全国范围内“开花结果”，“诚实但不幸”的民营企业家将享受到个人破产制度带来的“制度红利”。 两面性 凡事都有两面性，个人破产制度在中国语境下的反向考量也必不可少。 一方面，受限于中国经济体制及债务文化，个人破产制度被国民认知与接收过程可能稍显缓慢，正如学者拉斐尔·伊法拉特（Rafael Efrat）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对于经济体制较为集中化、或者对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组织形态有着独特偏好的国家，往往可能难以理解债务免除机制之于民营企业家个人的特殊价值。” 另一方面，在融资难融资贵的市场环境下，个人破产制度可能给企业融资带来“壁垒效应”，增加企业家获得信贷的成本与难度。 因此，个人破产制度若要试行推广，需严格准入门槛，自由财产界限须谨慎界定，债务豁免须以破产人诚实报告所有资产为前提，失权制度须严格落实。 唯有此，才能避免为逃避废债而滥用个人破产制度，从而偏离其应有的制度功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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